海船厂和大型铁甲舰时,也遭到俄方阻挠。俄方翻译“于要紧处言语便少”,所以“奈总未透彻底蕴”。他在进入俄国西伯利亚地区游历时,发现俄国官员“多轻华人”,而当他想搜寻俄国最新绘制的铁路图时,俄国地方官也予百般刁难。
第三,再从游历使的人选及其素质和知识结构的角度来考察。
海外游历的成效影响大小与游历使的人选及其素质也有很大关系。首先是派出的官员级别和地位太低。1887年派遣的海外游历使只是一些中央各部的中下级官员,即五六品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而且都是尚未得到实职的候补官员。由于级别低,到所游历国往往不
受重视,如缪祐孙就抱怨当时俄国人得知他只是文品官员时,“皆甚轻慢”[55]。当他们辛勤游历两年回国后,仍不过是获得一个二品或四品虚衔,仍在本部补缺或外放低级地方官。游历使们人微言轻,因此他们的言论和表述,也难以发挥更大的影响,他们的事迹也逐渐被淡忘。对比日本岩倉使节团,成员都是明治政府的实权人物和部长、副部长级高级官员,在欧美考察回国后,有力地推动各项改革措施。因此后来中国维新派人士学习日本经验,纷纷要求派遣王公贵族大臣们出洋游历。
游历使人员地素质和知识结构也有些问题。1887年游历使虽然经过总理衙门出题考试洋务外交等论的选拔,但这些官员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由传统文化学术培养出来的旧学人才,西学和外国知识很少,即使其中最出类拔萃的傅云龙也是如此。他们不通外语也没有外交经验,因此在国外调查交流都遇到很多困难。尽管有些游历使勤奋好学,有的甚至还想学外语、练翻译,但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而且时间精力有限,难以投入。如刘启彤出洋前曾准备学习外国语言,然后自己练习翻译外国书籍,但是后来一忙也只好放弃这个计划。缪祐孙在学会几句俄语后,也因忙于游历考察,无法坚持下去。还有的游历使身体素质不好,如孔昭乾据说出国之前精神已有病,以至在海外精神病发作*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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