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确”，可称是“其中才识较优者”，酌照异常劳绩请奖，可发往北洋差遣委用，而其他三人程绍祖、顾厚焜、李秉瑞则属二等，只给予照“寻常劳绩”保奖。第四是游历使被保举的官职大多只是遇缺即补和赏加虚衔。即使是以“异常劳绩”请奖的原兵部候补郎中傅云龙，原是三品衔分发省分补用知府，现保举“拟请免补知府，以道员分发省分即补，并赏加二品衔”，已经算是超常升迁了。而原兵部候补主事刘启彤为双月候选知府，“拟请免选知府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选用，并赏加二品衔”。总理衙门还请旨将他们两人“发往北洋大臣差遣委用”。而缪祐孙仅是“拟请免补主事，以本部员外郎遇缺即补，并赏加四品衔”。至于原兵部候补主事程绍祖只是“拟请以本部主事遇缺即补”，[30]而原兵部候补主事顾厚焜、礼部候补主事李秉瑞连这样的保举也没有，三人都是“均请赏加四品衔”，仅赏个虚衔，并非实职，只能耐心等待候补部内实缺或外派地方小官。
可见这批海外游历使尽管出洋后经历了两年艰辛历程，开眼界，长见识，并积累了不少外交活动的阅历和经验，但是回国后却没有真正得到重用，几乎没有一人被任命为出示外国使臣和各级外交官，在外交岗位上发挥作用。有的竟郁郁不得志，英年早逝，实在是很大的人才浪费和埋没。
游历使中获得最高评价的傅云龙一回国就遭丧子之痛，他的三个儿子范冕、范成和范焜在他回国前不到一个月，因患时疫在两天内先后病故。他在受到总理衙门保举后，1891年被分发至北洋大臣李鸿章处，任命为北洋天津机器局会办，1895年升总办，总算在洋务企业岗位上运用到在海外日本、美国等国考察学习到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经验。但后来又遭到继任北洋大臣裕禄之亲信伍某的诬告而被迫离开北洋机器局。傅云龙曾深入考察研究日本与美国，了解世界形势，并积累了一些外交经验和见解，可惜未能在外交岗位上发挥其才能。
刘启彤被破格升迁为二品衔候选道发往北洋委用，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任命为海防支应局会办。1893年李鸿章还派他去山西、河北赈灾。刘启彤对父母极为孝顺，海外游历回国不久，因父亲去世，哀伤成疾，并报丁忧守丧。山西赈灾回来又遭母亲病逝。“启彤奔丧归里，毁痛吐血，年四十有四卒。”[31]刘启彤游历西欧，对英法*和铁路建设均有钻研及论著，可惜英年早逝，不能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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