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防日”思想更加激进的言论是:有人提出用武力制服日本,以消除后患。1881年3月29日,翰林院编修陆廷黻上奏,“请征日本以张国威而弥敌患”,称对日“不可不征者五而有可征者三”。“不可不征者五”指:(1)“岂有大一统之天下而甘受小邦之侵侮”。(2)“不服日本,何以复琉球”。(3)“日本不内恤其政而外求逞于人,何异狂疾!不先发以制之,虎狼无厌,又将肆其西封;东南数省,遭害必同明代”。(4)“彼日夜窥我动静,我强则退,我柔则进。使日本一小国犹不能制,益将轻我而启戎心,何以弥伺我者之隙”!(5)“坐若视琉球之亡而不救,朝鲜必为其续矣”。“可征者三”指:一曰名有可居也,“今奉辞伐罪,责其何以倾人社稷、覆我屏藩?名正言顺,彼必帖然无辞”。一曰机有可乘也,日本君长“虐用其民”、“多借国债”,“财匮于上、民怨于下,上下离心,罔有固志”。一曰势有可因也,“数日本之罪明告通商各国,寻谴一介以告日本,要其必复琉球而后止。复于东南各海口盛张兵威以待之”。

②陆廷黻看到了日本对外极力扩张带来的危害性,如果不有效迅速制止、慑服日本,朝鲜将步琉球后尘,中国非但屏藩难保,自己的国土也会受到极大威胁。当然,这种激烈的言论并非当时的主导思想,然而,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扩张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总之,日本吞并琉球造成清政府统治四面受敌局面。清政府原来主要对付的是来自西方、北方的强敌,现在又增加一个东方对手。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失去琉球后感到了空前压力,心情是极其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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