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同是发生在蒙古地区的民、刑案件，却因外藩蒙古、内属蒙古、驻司官地方的区分 ，其第一审级也有所不同，表现出因地制宜的特点，以达到其“分而治之”的目的。

同时，清朝严格规定，蒙古地区各项案件的审诉，必须严格遵守审判程序，严禁“越诉诬 告”。“蒙古等，凡有争控事件，先在该札萨克处呈控，倘负屈，许在该盟长处呈控。”（ 《 则例·首告》）如盟长等不秉公办理，许原告人将曾在该札萨克处呈控如何办理，复在该盟 长 处呈控如何判断之处开明，赴院呈控。（《则例·首告》）如原告人不遵循上述程序，“径 行来京具控者，照越诉例加重。台吉官员，於罚三九牲畜本例上，加罚一九牲畜；属下家奴 ，於鞭一百本例上，加枷号两个月。”（《则例·罪罚》）所控事件仍发回交该札萨克、盟长 办理。如札萨克、盟长办理不公，则将札萨克、盟长议处；如所控不实，按事之轻重将原告 人反坐其罪。凡呈控事件只准本人呈控，严禁他人代控，凡由他人代控者，概不受理”（《 则例·首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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