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是这一时期时代表作。该书涉及的范围广，研究的内容上至西汉、下迄民国，是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典型。在对西北边疆重要性的认识方面，该书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该书序言这样写道：“西域一地，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轻重，而以亚洲全局观之，实为中枢。”其对建省后新疆历史述之甚详，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作者用三章的篇幅叙述了建省之后的新疆历史，内容涉及建省、建省后的各项建设事业、与俄英的界务交涉以及对外商务等。作者认为新疆建省以后最大的革新为*制度，即废除军府制，缩小了伊犁将军的权限，郡县制基本上畅通无阻。但作者对行省建立的意义却未从全局的角度加以把握。另外，该书在讲述建省后的新疆史时结构有失平衡，如重*轻社会，重外务轻内政，重政策得失轻学术研究。作为一本以历史叙述为宗旨的著作，该书对建省之后新疆历史的叙述也不平衡，如建省之过程(刘锦棠抚新时期)着墨较多，而此后的历史或由于对史实认知的原因，或由于资料的缘故，而着力不多，尤其重要的是，该书在叙述历史时时间感不强，使读者很难体会其所述的是新省30年的历史。
除了《中国经营西域史》以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涉及建省后新疆历史的著作，主要分为历史类和游记类。历史类有许景澄的《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上海藻文书局，1902年版)、吴廷燮的《新疆大记补编》(中央民族学院古籍整理组1985年影印出版)、国民外交丛书社编《新疆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华企云《新疆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2年版)、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版)、蒋君章《新疆经营论》(重庆正中书局1939年版)、华企云《中国近代边疆经略史》(《新亚细亚》第7卷第6期，1934年6月出版)、姚欣安《清末新疆政策底史发展》(《西北研究》第3期，1932年1月15日出版)、贺伯烈《新疆各县局沿革考》(《蒙藏月报》第7卷第3期，1937年6月出版)、陈亚农的《新疆省县沿革》(《中央日报》1947年8月27日)、宫碧澄的《新疆回、哈、满、蒙各族官职及游牧地区概述》(《边事研究》第4卷第1期)等。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个人游历性考察也对建省后新疆历史有所记载。1906年赴疆的方希孟撰有《西征续录》(郑树荣抄本)、1907年进疆的裴景福著有《河海昆仑录》(河海昆仑客署本)、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著有《抚新纪程》(新疆官报印书局1911年刊本)、1910年赴新的温世霖撰有《昆仑旅行日记》(1941年铅印本)。民国成立以后，开发治理新疆提上日程，1915年和1916年，北洋政府先后派林竞和谢彬赴疆考察，林竞著有《新疆纪略》(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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