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府以拓殖土地养活生灵的指导思想下，山区森林生态资源破坏加剧。尤其是到了嘉庆时期，面对已经暴涨的人口，如何给予生计，官府上下不得不挖空心思寻找计策，结果把发展的方向继续投向山区，并进而延伸向不易垦辟的山林深处。嘉庆四年（1799年）时，嘉庆帝就坦白了自己的观点：“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如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材木，既可作为建盖庐舍之用。”[41]自此之后，老林砍伐一发不可收拾。周至南山区共有“大小木厢数百十处”。[42]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地方辽阔的老林之中，“客民给钱数串，即可租种数沟数岭。”乃至于侨居其中的无业游民“以数百万计，垦种荒地，架屋数椽，即可栖身。”[43]以至于黑水河上游的老林，在道光二年（1822年）时，已退缩到老君岭一带，其地南距渭河汉江间分水岭才不过20余公里。所谓辛峪、黑峪、西骆峪等森林地区都已渐次辟为田畴，直达渭河河谷。这种滥砍滥伐，只伐不植，过度攫取、垦殖山地现象的出现，政策缺陷是要因之一。

随着老林人口的快速增加和垦殖的加快，清廷在陕南的设官置县也逐渐趋于完善。乾隆年间兴安升州为府。嘉庆三年（1798年），秦楚蜀三省大吏会奏，以山深林密，难于稽查，请移凤翔通判于砖坪。道光二年（1822年），设砖坪厅治，隶属于兴安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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