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沙俄继续在常设卡伦上作文章，对于这一欺骗性伎俩，俄国本身是非常清楚的。巴布科夫在《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早从十九世纪初开始，中国人为了确定自己对这些土地的权利和巩固自己对当时吉尔吉斯人的势力，已经开始每年视察国界，这种视察不是按照常设卡伦的方向进行，而是按照前列卡伦方向进行的。为此，每到春季的时候，中国部队就在地方参赞大臣的率领下，从科布多、塔城和伊犁各城市出动，沿着前列卡伦线甚至更向西进行，并且这些部队的进行线形成了一条特别的边界线，把谢米列钦斯克和外伊犁边区的东部地区都包括进去了”，
而《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西部国界“在它的大部分面积上是以中国的卡伦线表明的”。“在面临的塔城谈判中，我们首先必须拟定与中国在西部的地理上的稳定的国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应当用我国部队占领全部国界线上的各个战略据点，而自己并不超过中国的常设卡伦线，这样就有充分根据要求中国人也这样办理。这一切是在逐渐地、慢慢地使中国人意识到，常设卡伦所在的那些地方的这条界线，实质上也就是国界”，“新的国界要沿着迄今没有肯定下来的，但似乎已经成为两国之间假定国界的现有中国常设卡伦线来进行”[35]。
在这种以常设卡伦线为划界标准的情况下，清朝丧失了西北地区大片国土。国土沦丧，固然主要是由于俄国武力威胁的强盗行径和清朝国势衰弱的现实造成的，但清朝统治者长期死守的落后的疆域观念、对边界管辖不当也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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