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之风大盛，其中包括许多*性社团。仅就张玉法在《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中所提到的“气势最大”的*团体就有：“预备立宪公会”（上海）、“宪政公会”（湖南）、“宪政预备会”（贵州）、“宪政筹备会”（湖北）、“粤商自治会”（广东）等。稍后国会请愿期间，还出现“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国会期成会”、“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等社团。各种学术社团亦陆续出现。1911年前，仅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扬州五城市出现的各种学会就有18个。
各地普遍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报刊。1900-1910年间全国各地创刊的报刊总数达到844种。[9](PP442-449)出版地区几乎遍及全国，特别在东南沿海地区，而且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除国内出版的报刊外，还有大量报刊从海外，主要从日本流传到国内。
新式教育、社团组织、报纸刊物等事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人们的文化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推动人们的思想及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传统观念动摇，新的思想发展。1902年浙江乡试，有考生当堂演说自由民主各种思想，环而听者如蜂屯蚁聚，几将堂前栅栏挤倒。[7](P52)蒋梦麟生于1895年，晚清新政时期，他是20岁上下的青年。他在《西潮》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当年思想激荡追求新知的情况：
我自从进了绍兴的中西学堂以后，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现在进了浙江高等学堂，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较真切了。我开始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开始时似乎很难了解外国人民的所作所为，正如一个人试图了解群众行动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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