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4)从1720年至1842年开五口通商，广州是中国惟一合法从事海上贸易的地方，对外的丝、茶、棉，以及非法的鸦片贸易，都操纵在行商手里。1842年以后，行商的影响力渐减，因为有更多的口岸可以从事对外贸易，而行商的对外贸易特权也已废止。到1856年英法联军前夕，由于亚罗船事件，广州的行商区被广州群众所焚，行商乃归于式微。[24](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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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第53、70、78、62、69页和陈启天《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第96、112、125、127、134、152页统计。
② 据《民国十五年中国年监》(日文版)，第461～497页统计。
③ 据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第217、223～224、230、238、243、244、254、298、303、304、310、311～312、319、336各页所列数字统计。
继行商而起的重要商人是买办，他们最初受雇于行商，为行商职员。在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特权于1834年废除后，许多外商在中国雇用代理人，掌管银钱，并监督手下雇用的一些中国人。在行商制度消失之后，买办即变得重要。[24](p43)买办的数目，1854年约有250人，1870年350人。最初买办多为广东人，后来浙江人、江苏人增多。在1920年代的100个著名的买办中，43个为浙江人，31个为江苏人，7个为广东人，1个为安徽人，1个为江西人，3个籍贯不详。有些买办，如唐景星、郑观应和虞洽卿，投下许多资本在新式工业、矿业上，他们被视为外国资本家的走狗，但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确也有贡献。[25](p51～54，100～102，114～136)
银行金融业者，在清末民初，势力较大的有两类，传统的一类叫钱庄，起源于南宋时期。民国初年资本额在4 000元以上的钱庄至少尚有1 500家。现代的一类是银行，在1896～1937年间，有390家银行建立。在1936年，有25 652人在164家银行及其1 332家分支机构工作。清末民初的著名银行家有盛宣怀、梁士诒、朱葆三、叶景揆、张嘉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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