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铭、胡筠、陈廉伯等。[26](p51,54,67~82)
制造业为工商业的主体,这方面有成就者甚多,苏云峰统计的377个民初商人中,制造业者101人(将所列制药业者并入),占百分之26.8%,著名的如胡文虎(制药)、张謇(纺纱)、穆湘瑶和穆湘玥兄弟(纺纱)等。[26](p59,76,72,82)
矿业家的人数不多,但因为采矿为新兴的行业,也有人因采矿有成成为工商业界的名人,如周学熙(皖人)、李国钦(湘人)、殷楚贤(湘人)等。[26](p70~72)
其他工商界人,范围至广。仅就苏云峰的统计,可列表如下。[26](p59)
统计中的377人,一般商人130人,占34.5%。由于一般商人成名者不多,在整个工商阶层中的人口比例,当较34.5%为高。
就工商阶层全体而论,其影响力是日渐增加的,特别在各地商会普遍成立以后。商会是1902年由清政府鼓励而设立,到1908年全国31个大城市和135个小城镇中都有商会设立。[27](p217~218)到1910年,全国商会会员达20万人,其中广东人占13.1%,江苏人占11.4%,直隶人占8.8%,浙江人占8.7%,其他各省人数较少。[28]民国初年,商会及商会会员人数继续增加,1912年有商会800个;1915年有商会1 242个,会员25万人;1919年有商会1 447个。[27](p218,220)
在1920年前后,工商阶层相当活跃。他们参与了联省自治运动、新文化运动、社会改革(如教育、国民卫生)运动,也参加了一连串的罢市(如在五四、五卅运动中)。在这种情形下,商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从一市,到全省,到全国,逐渐扩大。在1920年,天津有一个丝商名赵俊卿(原资料为 Chao Chun-ching),在天津商会中表示,工商界应负起国家福利的责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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