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末，有人在上海的全国总商会中讲演，表明工商界人士了解国家的处境、了解国家的需要，可以把他们的经验与知识贡献给国家，并表示只有工商银行界及教育界人士有余暇和经验而关怀国家，并能受到人民的尊重。[27](p225)另一方面，到1926～1927年，上海的金融界领袖逐渐与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接近，他们支持蒋介石的国家统一运动，协助打倒军阀，因为军阀的战争对金融业的发展是有妨害的。[29](p95)
大体说来，工商阶层的人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各省的城市，其人数在整个中国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率不高。据估计，在1920年代，中国工商阶层约有一千万或稍多一点[26](p57)，约占全人口的2．5％。
五 都市化的趋势
19世纪的中国，大部人民住于乡村，村民大多从事农业，彼此之间相当熟识。城市与乡村不同，在*事务方面，城市有政府和警察，乡村主要靠士绅；城市的识字率较高，乡村较低；城市的社会秩序主要靠法律维持，乡村则重礼仪与道德；城市的社会流动较大，乡村流动较小；城市的社会关系是业缘的和组织的，乡村的社会关系是血缘的和地缘的；城市的经济生活是互相依赖的，乡村是自给自足的。[2](p4～5,10)从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工业、商业、运输业及其他企业的发展，城市成为移民和离村农民的集居地。以1935年的沈阳为例，在50万人口中，生在沈阳的只占39．2％，有17．4％自辽宁省各地移入，35．3％自山东和河北移入，3．6％自日本和朝鲜移入。[30](p374～376)
城市有四种特性，其一，集居的人口较多。各国所定城市的人口标准，通常依国家人口密度状况而定，如瑞典200人，丹麦250人，加拿大1 000人，法国2 000人，美国2 500人，比利时5 000人，埃及10 000人，苏俄12 000人，荷兰20 000人，日本30 000人。其二，人口密度较大。各国标准亦不同，西方学者一般以每方公里800人以上为准。其三，城市的人口较富异质。他们大多不业农(农民不超过25％)，有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来自不同的地理区域。其四，为周围地区的文化、经济及*中心。[31](p397，399，412，p15～17)
都市化起于服务业与工商业的兴起，一个聚落(包括村、镇、城)，其人口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