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以后，全国上下便不断对农村危机谋求补救。孙中山提议从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业技术两方面着手，但其他的农业改革家则只重视改良农业技术。因此清末民初的农业改良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方面。在清末，至少在甲午战争以后，政府即开始兴办农业教育。在政府的提倡下，知识分子组织农学会以研究农业技术；农民购买外国农具、使用杀虫剂及化学肥料、讲求灌溉及开垦，并引进新的品种。[8]到民国初年，上述的农业技术改良继续推行，耕地面积在1893年至1913年间增加9％，在1913年至1933年间增加8％，皆为荒地开垦的结果。灌溉面积，从1914年的三亿五千二百万亩，增至1924年的三亿九千五百万亩。化学肥料的进口，1912年为80万担，1928年增至250万担，1930年增至380万担。据柏金斯(Dwight H．Perkins)估计，在1350～1950年间，由于使用新品种、改良品种、和轮作，使每年的粮食增加39至57万吨。不过，由于粮食每年只增加0．6％，而人口则每年增加0．8％，粮食短缺还是经常发生，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之年。[9]  

    19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成北伐以后，把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农业技术改良的理想付诸实施。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旋即停止实施。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则不断努力。譬如在1933～1937年问，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但不久抗战爆发，机关紧缩，在八年抗战期间，仅中央农业实验所尚存。[10]  

    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会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于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于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于1940年7月设立农林部。抗战胜利后，美国协助中国农村复兴，于1948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1](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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