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学农的从4.1%升至5.8%。[20](p525~526)另一种示例是留学生所学的科系,以1909~1929年清华大学1 268个留美学生为例,学工程的占32.33%,学科学的占10.99%,学医的占5.19%,学农的占3.63%,学军事的占1.94%,学人文的占5.54%,学音乐的占0.25%,学社会科学的占23.84%,学法的占2.77%。[18](p111)
近代以来,归国留学生构成社会领导阶层的重要部分,汪一驹依据伍海德(H.G.W.Woodhead)所编的《中国年鉴》(The China Yearbook)中的人名录(Who’S Who)所作的统计,在历年所列载的名人中,归国留学生所占的百分比,1916年为49.5%,1923年为52.5%,1932年为68.8%,1939年为71.0%。[18](p177)地质学家如丁文江,工程师如詹天佑,工业家如穆湘玥,物理学家如李书华,数学家如陈省身,文学家如鲁迅,外交家如颜惠庆,教育家如严复、蔡元培和胡适,均为留学归国者。[18](p82~85,378~421,465~470,473~474)
四 现代工商阶层的形成
传统中国为农业国家,工商人士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所谓工商人士,近代以来包括贸易商、矿业家、银行家。从事金融活动者,以及服务运输业的经理人,由于人数渐多,已形成一个阶层,称为工商阶层。中国工商人士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虽可上溯至晚明,主要是19世纪中期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以后的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工商阶层约有七类人,即盐商、行商、买办、钱庄和票号及银行业者、制造业者、矿业者、以及一般工商界人士。盐商最早成为社会上的有钱阶层,因为他能垄断盐的制造和运售。盐商为增进其家庭的社会地位,供应子弟参加科考,在1649~1801年间,有143个进士来自盐商家庭,在1646~1800年间,有346个举人来自盐商家庭。[21](p83)到太平天国之乱时,由于许多盐商城市(如扬州)为战争所毁,导致盐商的衰弱,但盐商人数仍然很多,譬如在民国初年,只两淮盐区,就有35 000个盐商。[22](p148,157~158)
行商指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他们自1720年以后获得对外贸易的特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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