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北洋工艺学堂为直隶工艺学堂，将普通学社改设为师范讲习所，邀请日本归来的陈宝泉、刘潜、刘宝慈等人任教。1905年，严修开办保姆讲习所，这是天津最早的幼儿师范学校。所教体操、弹琴、游戏、手工、英文、算术、生理、化学等，由日本教师大野铃子讲授。至1908年，讲习所共培养出20余名幼儿教师，成为天津最早的专业幼儿教育者。1908年，严修还创办了高等女学堂及官立女子小学堂、初级工艺学堂、改天津校士馆为师范学堂，在保定创设了保定师范学校、客籍学堂（专为外省官吏子弟服务）。
担任学校司督办的严修，致力于对日本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引入与规范化管理。他于1905年8月令各县皆设劝学所，作为厅、州、县的教育行政机关，并制定了《直隶学务处各属劝学所章程》。从所规定事项上可知，各劝学所基本采用了日本地方教育及行政管理的办法。各厅、州、县劝学所设主管学董一人，上任前均要赴日本考察教育，回来后即按照在日本所学进行管理。直隶教育由此颇有起色，声著全国。1906年的统计表明，直隶省计有北洋大学堂等5所高等学校、初等农工业学堂等职业学校21所、各类师范学校及传习所89所、中学27所、高小182所、初等小学堂4162所、女子学堂42所，各类学生达86652人，这些学校多数是在严修任职期间设立的。[40](p191)，袁世凯极为满意地说：“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予供指挥而已。”[27](p303)
1905年3月，直隶省留学归国者梁志宸等250人，上书袁世凯要求“通饬公派绅士游学游历”，称“风气之开，关于学校，学校之兴，关于缙绅，缙绅者能开化，也能阻化者也”[9](p852)。5月，直隶省即出台《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要求各州县均派人赴日考察。掌握实际事务的知州和知县的出游，对于直隶全省的转变观念、在具体运作中纳入新事务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严修和直隶提学使卢木斋的推动下，1909年，全省建立了152个劝学所，劝学总董153人，劝学员713名，均居全国之首，直隶出现了兴学重教的风气。1906～1909年间，直隶省的69个府州县先后成立了教育会，教育会的正副会长中，有近30人毕业于日本或曾赴日本考察过。[44](p94～95)1907年，回到直隶的留学归国人员，仅毕业于日本速成师范者就有200余名，[17](916)不少地方的学校校长、董事及管理者、教师，也多由留日归国人员担任。1904年，从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毕业回直隶的陈文甫，应直隶省视学之命，周游百十个县进行劝学，每到一处，就在城镇各学堂视察，在集市进行演讲，宣传教育的重要性。活跃于直隶省各界的这些短期考察人员及留学归国人员，总数在数千人之多。[17](917)
此外，在直隶省教育改造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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