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急于摆脱西方列强侵略、主宰国家命运的心态，既产生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潮，也产生了以革命建立全新制度、进而达到国家独立的激进民族主义意识。两种观念其实并不矛盾，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大背景下的产物。但关键在于，全新的制度不能凭空而立，需要经济、法治与观念近代化的强力支撑，否则，全新的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在新旧观念的冲突与交锋中异化。长久以观对社会进步真正产生作用的，则是具体的、先进文化技术及制度的引入与改良。据估计，1900年至1928年间，在直隶各地工作的留日归国人员达7000余人，特别是北京、天津、保定等较大城市，更是留日学生及东游官绅的集结地，他们扮演了一个十分出色而又不可缺少的西方文化“二传手”的角色，将在日本的所学所见，植入直隶省的司法更新及行政管理、技术引进和实业弘大、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大大推进了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 

　　20世纪前期直隶省社会结构近代化的转变过程，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极其有趣的社会图像。留日归国人员及东游官绅，多数集中于北京、天津、保定等大城市的新兴产业及职业中，相对而言，在广大农村从事基础性农、林业技术推广及教育者极少。这一方面是由于留日归国群体需要相应的生活、文化及技术环境才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大量资金云集城镇，也使新技术、新产业的推广，教育设施的创办，只能由城市而县乡而农村。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造成了直隶社会近代化进程中明显的两极分化，但更应将之视为区域近代化进程中必有的规律性特征。 

　　中日文化的主要交流趋向，从前清时代的东进，一变而为20世纪的西征，根本的问题在于日本较快地接受了世界先进文化，中国则在“体用”之争中丧失了机遇。近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不可逆转的文明发展趋势，不同区域的人类文明发展具有差异性，但具有相当程度的共同性，后发近代化国家与先进国家间的交流，是一个摆脱落后、迅速融入世界性潮流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快区域近代化进程十分有效的手段，而派遣留学生和行政官员的出外考察，更是最直接的学习近代化文明的方式之一。20世纪前期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参考文献】 

　　[1]　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ぉ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M].东京：福村出版，1993. 

　　[2]　白凤文.高毓＠②纂.静海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版）[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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