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天津、北京较为发达的城市外，直隶省各县的教育也有快速进展。1905年后，直隶省学务公所的27名议事员中，有日本留学经历者达15人。1908年开设劝学所的完县，在赴日考察过教育的高登瀛指导下，大力宣传，在各乡相继开设学校。到1934年，完县共有学校164处，就学人数8000余人，常年办学经费59000余元。[24](p276、292)1905年后，清河县新设小学70余所，到1912年有国民学校84所。[42](p501)1904年，广宗县只有小学堂6所。1905年设立劝学所后，学校逐渐增加，至1913年，已有公立高等小学4所、民立小学4所、区立初等小学130余所。[18](p237)
与此同时，直隶各地纷纷延聘日本教习，参与直隶省的教育规划与发展。东京音乐学校校长渡边龙圣即是袁世凯的教育顾问。1901年，全国聘用日本人26名，有13人在直隶省工作；1904年，全国受聘日本人增至218名，直隶即占85人；1908年，全国受聘日本人达到555名，直隶占有174人，居全国之首。在天津的直隶学务公所、直隶工艺局、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保定的直隶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定县的定武中学堂，赵县的赵州学堂，河头的正心义学，唐山的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等处，均有日本教习在执政和参与教育建设。[17](P920)
20世纪前期，在直隶省有关政策的引导下，教育界聚集着大批留日归国人员，一些东游官绅也无私捐赠办学，开启了直隶近代教育的先声，他们或在上层进行教育体制的革新，或在下层从事默默无闻的育人工作，为直隶教育近代化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1909年，直隶全省共有学堂及教育处所11201所，位居全国第一。[3](p330～338)教育界成为直隶省近代化较快的领域之一。
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20世纪前期，留日归国人员及东游官绅对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影响至深。
中国的文化传统及*结构，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向来是自上而下式的，在这一过程中，开明执政者的观念变革及政策选择是关键所在。20世纪前期直隶省的大幅改革，特别是各级官员的相继东游，显然得益于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极力推动和《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等条文的硬性规定。这一决策的特征，显然意识到了传统基层行政体制中各级主要官员观念变更与否，在新事务的引入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仅靠留学归国人员的观念推动，而无熟稔实务操作的官员配合，社会的变革是要付出许多代价的。如袁世凯所言：“开智道，年少英俊者使之游学，年长更事者使之游历。二者分途并进，多历年所，收效必宏。”[31](p1161)这一时期直隶省社会变革的成功，实是得益于从外至内、从观念、技术到操作各个层面上的配合，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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