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3],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4]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訢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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