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騤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17]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18]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些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些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19]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20]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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