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16]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儿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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