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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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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2: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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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的向心力与支持才得以维持，绅权也依赖皇权的权威生存发展。这种相互制约与依存的结构适宜于传统时代的守成，却不利于近代的变革。没有国家政权的有力倡导，士绅内部就难以自发滋生与日本幕末维新志士相似的革新势力。因而直至20世纪初，清朝新政的推行才把相当一部分士绅卷入近代化变革的洪流。但士绅此时的演变，仍未脱离清王朝的轨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清朝推行的变革同步相随。众所周知，清末新政是迫于时势的有限度的防范性改革，变革的范围及其成效都十分有限，没有超出洋务派中体西用的陈旧框框。兴学堂则反复强调教育宗旨是尊孔与忠君，“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礼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效”(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01页。)。推行地方自治与立宪，并非诚心开放*而是作为装点门面，缓和社会矛盾和预防革命的手段。至于经济方面，清政府为求富实行奖励工商政策，但无意改变地主士绅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受到有力的冲击。总之，清末的变革掘松了传统的社会*体制，但还不足以改变生活在州县基层社会的士绅群体的生活条件，因而除绝少数生活于大都市中的士绅名流外，大多数士绅都难以超越清朝官方变革的局限，也就难望在短时间内告别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社会力量认同。
其次，士绅作为正统儒家文化的负载者，他们在清末演化的局限，也与他们承袭的文化传统相关。儒家文化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不适用于近代社会，在近代它往往成为守旧士绅反对变革的思想武器，因而在近代历史上，儒学几乎成为保守主义的同义词。但儒家文化传统并不一定会成为它的负载者接受新知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在有力的环境因素的刺激下，通过再教育、新职业、传播媒介等途径而获得的“后期社会化经验”也可使传统社会中的人走向近代化。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幕末及明治初年从各藩藩士转变而来的维新志士们都从各藩藩校中受过儒学教育，但那并没有妨碍他们纷纷向转“洋学”，接受近代新知。另外，从传统文化的内涵来说，儒学作为协调社会与国家，调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社会*学说，某些观念与近代文明并不对立，如忠君爱国的伦理规范与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在近代均可与近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相衔接。清末各省谘议局议员们，在许多方面即承袭了士绅阶层在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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