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传统职能，正是士大夫为民请命的传统职责感与作为民主*代议士的新的使命感二者的相互融合，使谘议局议员们在清末的*舞台上表演得有声有色。显而易见，在清末的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成为士绅走向近代化的障碍，不能完全归因于儒家学说本身，而在于与专制主义的社会*体制相联的文化一*一体化结构，在这种一体化的结构之下，儒学不只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知识体系与意识形态，而且也是可以发挥多方面功能的万能的工具，对士绅而言，儒学成为他们全部生活的凭借，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这样就使这个传统时代的知识精英变成一个固步自封的封闭的群体，在与近代文明对阵时，越来越显露其弊端。直到科举制度废除才打破这一僵死的文化*结构，启动了士绅群体迈向近代化的步履，但无论接受再教育，还是通过新职业或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通过后期社会化经验而走向近代化均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由于19世纪下半叶士绅群体对近代化的挑战基本上没有回应，到20世纪初年才仓促应变，急功近利的速成、简易教育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知识体系，强大的传统惯性倒使相当一部分新机构与职业被改造得迎合了士大夫口味而变样。民主与科学远远还未能取代他们头脑中的三纲五常。接受近代知识被认为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首位实质性的步骤”(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2页。)，晚清的知识精英群体恰恰在这方面迈出的步履显得格外迟滞与沉重。
四、中国近代化受挫原因的思考
清末的社会变革是促使士绅演变与分化的驱动力，同时，士绅作为变革的参与者，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着近代化变革的深度与广度，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近代化包含着人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的改变。如果担负新的*、经济、法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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