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制度的执行者的人自身的近代化尚未实现，这些制度就会成为有名无实的无灵魂的躯壳，或者被扭曲变形，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清末的新式教育设施、立宪与地方自治机构及新式经济组织等大多掌握在士绅之手。由自身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新派士绅掌握的这些机构和设施，多少能发挥新的社会功能，推动清末社会的近代化变革。如一些省份的谘议局，上海、苏州、广州等大城市的地方自治机构，江浙绅商的一些卓有成效的近代企业和铁路公司等等。但这些显而易见的“光点”并不能代表全国各地的一般现状，事实上控制上述新机构与设施的士绅，大多自身的近代化程度还很低：劝学所、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的教职员知识陈旧、思想迂腐；地方自治机构的议员、职员多为旧日地方绅董的延续；铁路公司等大型经济组织的管理层经营管理无能，却贪污中饱有术。上述种种给清末的近代化进程带来了两方面的负面影响：其一是造成社会资源的低效能消耗，不能胜任新机构职能的士绅往往把官场腐败气习带入新的机构，使之衙门化，变成安插亲友、谋取私利之地，从而使本来就十分欠缺的资源虚耗于臃肿人事与贪污中饱，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大多数商办铁路公司的失败即是最明显的事例。不少学堂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其二是社会的进一步离散。士绅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阶层，其行为对民众具有直接的影响，清末新政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地方士绅动员基层社会的资源投入近代化建设，这意味着要给民众增加名目繁多的捐税负担。即使从民间动员的资源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短期内也难以给民众带来实惠，因而如果被经手与主管者滥用与虚耗，往往更激起民众的不满与反抗，使这些参与地方新政的士绅在基层社会丧失威望，受到攻击。新政推行过程中，不少地方都发生过小规模的反对新式学堂与地方自治的民众暴动风潮。这些风潮显然反映了清末民众与地方官府，尤其是与他们直接打交道的经办新政的士绅的对立情绪。士绅作为中间阶层的地位正在丧失，难以发挥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承上启下，有效地动员基层社会的作用。
清末士绅群体分化与分裂状况对辛亥革命的结局也有不可忽略的影响。革命来临之时，旧的士绅群体因内部凝聚力丧失而支离破碎，足以取而代之的新的近代化精英群体尚未形成，业已出现的几种新兴社会进步势力之间，因缺乏共识与团结而相互削弱。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士绅名流与青年学生之间，分歧与冲突难以协调，难以联合成强有力的近代化精英集团，形成强有力的新的*重心，这是导致民初*分裂的原因之一。
近代化进程中，由于传统体制的变革和利益的再分配等因素，必然使社会矛盾与冲突增加，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导致*整合的危机，乃至使国家陷于分裂与瘫痪，这往往成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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