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价值理性也在知识阶层中发挥作用，具体表现就是，面对西方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冲击，在西学东渐、西风压倒东风的历史潮流中，他们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竭力维护风雨飘摇中的传统文化的地位，随着自身知识结构的变换，不断重新阐发传统文化的意义，使传统文化保持对现实社会的“亲和性”。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知识阶层中引导出对立的思想行为：关心文化者，对近代化的变革产生抵制；关心近代化者，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不适应感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不但引起知识阶层的也使每个近代知识分子产生内在的紧张，形成如列文森所说的历史与价值的矛盾，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甚至近代历史结束后，这个冲突也没有解决。

　　2．奋斗目标：大同理想高于近代化目标。伴随着对外开放的变化，知识阶层对近代化的认识不断加深，由最初的“以商制夷”、“以民制夷”、“以夷制夷”这些对近代化社会的对抗性认识，转变为提倡洋务，宣扬维新，达到对近代化社会的认同，到戊戌变法时，知识阶层已经获得一个明确而深刻的近代化目标，并将这一目标化约为国家政体、法律、教育、经济等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虽然变法失败，但变法的思想和纲领却成为近代历史的最终方向，无论晚清政府的改革还是袁世凯的新政，都包含了对维新变法的具体贯彻。

　　但是，具体的近代化方向在知识阶层中却遇到另一个思想——大同理想的干扰。近代知识阶层的领袖康有为最珍惜最引为自豪的创造并不是他领导的维新变法，而是其大同理想：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甚至没有家庭的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今天人们都承认《大同书》有丰富的启蒙思想与反封建意识，和康有为维新变法有积极的关联，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大同书》中非理性的乌托邦思想与知识阶层对近代化的选择有何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大同理想对人类终极的、乌托邦社会的肯定和向往，实质上包含着对现实的近代化目标超越性的否定。它通过对空想的绝对东面的肯定而形成对现实的相对东西的否定。奇怪的是，康有为的变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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