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性的否定，它包括在传统价值理性、批判意识支配下，在价值层面上对近代化的怀疑和指责；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对自身无知、落后的自信，对欧美先进文化的敌视以及各种乌托邦理想对近代化的干扰。持这种想法的人渴望传统社会的变革。但对近代化却充满怀疑。作为种个人的观点，它表现为对人类道德和生命价值的关怀；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它认为近代化并不是人类完美的社会，它的唯物质主义、阶级压迫、对外侵略等特征是丑陋的，不符合人类天性，他们想绕开近代化，达到一个超越近代化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吸收近代化的许多优点，同时必须避免近代化的缺点。如果说在近代史的早期，在冯桂芬、郑观应那里，一种理智的、现实的、对近代化的热切的追求占上风的话，那么经过自强、洋务特别是戊戌变法的失败，知识阶层中浪漫的、非理性的、超越近代化的要求日益上升。同早期知识阶层的选择相比，在对近代化超越性的选择那里，完全缺乏对近代化及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也没有提出过实现近代化的切实可行的、远近结合的步骤，但这种超越性的选择却明显地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感性认识和情绪。从当时留日学生激进的思想行为中，从革命派知识分子战胜维新派知识分子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未来社会历史的选择这一问题上，知识阶层已经以价值的选择代替了现实的、功利的选择；以个人的超越的要求代替了民族的社会的要求，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的追求：富国的要求，强兵的要求，兴办近代工业、学校的要求，提高商人地位的要求以及改革关税贸易制度、建立近代集权国家政体的要求，一概被遗弃，代之以笼统的排满和革命一旦“革命”成功，“排满”成功，知识阶层立刻失去领导历史前进的目标和动力，被迫退居于宁静的书斋研究古书、古文字此时的历史已经成为职业革命家、军阀、党棍、政客活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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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晚清知识阶层对近代化双重的包含深刻内在矛盾的选择，是如何影响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呢？
首先，这种选择使近代中国在应付剧变的国际形势时反应迟缓，缺乏主动的应变能力与积极的进取精神。作为领导和推动近代历史前进的中坚力量，知识阶层始终未能作出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优越于传统的判断，未能超越中西文化的差别，在涵盖两种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更高的文化观念。即使认识最深刻者如严复，也仅停留在两种文化的简单对比上。实际上，中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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