⒊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认可的同时也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整个世界范围中，近代化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引进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与近代化共存，因此，中国近代历史向近代化的努力就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努力。这一点，由于认识上的限制，当时知识阶层并没有明确宣布，但从他们对欧洲社会制度各种极其向往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先进的知识阶层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一致的选择。

　　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他们一方面在现实上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上对其有强烈的怀疑。这种怀疑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平主义、人文主义的教养，也来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局限。如晚清著名外交家、思想家、诗人黄遵宪在美国任领事首尾时，既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社会进步，也注意到种族歧视、政风污浊和党派斗争的暴乱，这使他由对民主的乐观希望变为失望。事实上，不仅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知识分子领袖都经历了这种思想认识的变化。晚清知识阶层一个普遍特征是，当他们最初进行中西比较时，对西方社会制度极其向往，由此激起他们改造现实的动力；当他们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时，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产生怀疑，进而怀疑中国现实改革及近代化。这种认识的深刻，反面引起行为保守消极以及对中国变革的期望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失望的对照，很深刻地表现出近代知识阶层对近代化选择的矛盾。

　　⒋思想成份：经世思想与个人超越思想同时膨胀。近代知识阶层的思想来源非常复杂，除传统文化儒、释、道、法、墨诸家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极大活力外，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也深入到知识阶层之中。如达尔文主义之于严复，无政府主义之于刘师培，叔本华思想之于王国维、章炳麟，基督教之于康有为、谭嗣同。各种中外文化意识的揉合，经过知识阶层自我意识的转换，被还原为两种基本思想：其一是经世思想，其二是个人超越思。

　　前者表现为对国家富强的强烈要求，后者表现为对人类生命的价值和道德的意义的探索；前者使知识阶层关心近代化、对近代化产生具体切实的推动力，后者则使知识阶层对一切积极的有意义的社会行为逃避和懈怠。有意味的是，在近代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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