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支持立宪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还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并参与谘议局的活动。毫无疑问,地方自治和谘议局的出现,都是中国*近代化向前逐步推进的具体表现,反映了资产阶级在这一进程中的积极影响。
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疏远甚至反对变革封建制度更为彻底的革命运动,又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不过,资产阶级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运动以沛然莫遏之势发展到高潮。许多地区的资产阶级转而支持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武汉资产阶级在起义的次日即公开声明站在革命一边,向起义军提供财政援助,并组织商团协助军政府维持地方秩序。“阳夏战争”期间,武汉商团又协同起义军抗击南下镇压起义的清军。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在武昌起义后,经革命党人联络和争取,直接参加了起义,曾会同革命党人进攻江南制造局,为上海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独立之后,各业商人纷纷向新成立的都督府捐款,缓解了都督府的财政困难,商团则承担了维持地方秩序的职责。
更多地区的资产阶级虽然只是鼓动和平独立,但对于壮大革命声威,加速清朝的灭亡同样产生了积极效果。上海独立后,苏州商会、商团领导人多次面谒江苏巡抚程德全,要求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统治。11月4日晨,上海革命军数十人开赴苏州,苏州商团“袖缀白布,均甚欢迎”。在资产阶级及各方面压力之下,程德全被迫于11月5日宣告江苏独立。10月底广州商界举行集会,认为“旧日专制政府*势力已失,共和政府势力已成,……应即承认共和政府。”(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25—126页。)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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