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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明初中国银行业中的近代化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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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2: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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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官代为维持”到“独立化”成为时尚的演变过程。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近代银行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伴随着银行业实力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增强，西方银行理论与银行制度在中国进一步传播，推动了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的发展，时人对银行作用和体系的认识更加全面，把握也更加准确。民国第二任财政总长周学熙认为中央银行资本的完全民有是世界潮流，因为“中央银行为经济界之总机关，不可与财政有密切之关系，设资本出自政府，则财政得以操纵银行，财政破裂之日，即经济动摇之时”同时，中央银行完全民有，也可“示政府无与民争利之心”。但考虑到当时国家民穷财尽，百业待兴，急需建立中央银行为金融活动的总机关，代理国库更是当务之急，在开办之初，资金无出，可由政府先行认股，待以后募股逾额，再将政府股份退出。应该说，周学熙主张中央银行完全民有，保持其独立性的思想在当时*形势下是具有内在合理性的，也反映了他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倾向，中国银行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逐步实现了独立目标。中国银行成立时，因为招集商股困难，资本全由北洋政府认垫，加之中行章程规定其总裁副总裁均由政府任命，并随财政总长的进退而进退，致使其成立不久，就被北洋政府控制，失去了独立性，沦为北洋政府的外府，被迫不断向政府垫款，继之于滥发纸币，结果导致1916年的停兑风潮。上海中行在副总裁张嘉璈的主持下，召开股东会，宣布为保护股东利益，维持银行信誉，拒受政府的停兑令，照常兑现。浙江兴业、上海商业等民营商业银行同声赞许，汇丰、麦加利等外资银行也给予融资支持，上海中行安度风潮，信誉大增。1917年冯国璋出任大总统，梁启超出任财长，起用张嘉璈为中行总行副总裁，主持中行的改组工作。同年11月，《中国银行章程》公布，对旧章程作了重大变动，突出强化了股东会的权威，如取消官股的控股地位，股份“计十万股，政府得酌量认购，以资提倡”官股可随时售于民众，“凡出资者无论官商都为股东”得以行使股东权利；废除正副总裁政府任命制，董事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任，总裁副总裁由董事选任，非有一万股以上之股东不得充任董事及监事。1919年段祺瑞执政后，图谋重新控制中行。意在“自由任命总裁，滥发军费，再蹈五年之覆辙”，遭到各地中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的斥责，不得不放弃图谋。在张嘉璈的主持下，中行积极吸收商股替代官股，商股比例不断上升，1915年为17.01%，1917年为59.29%，1921年为72.64%，到1923年已达97.47%，1924年官股只剩5万元，仅占总股本2000万元的0.25%，中行几乎已成纯粹的民营银行，中行业务也从为政府服务逐渐转向为工商企业服务，从中取得了可观的效益，1915年至1922年年盈利率多在15%以上。
这一时期，要求独立发展的并非中国银行一家，独立化已成为汹涌的民族金融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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