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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明初中国银行业中的近代化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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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2: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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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潮流。比中行晚些，作为北京政府国家银行的交行也出现了与中行相类似的发展趋势。1922年6月，交通银行召开股东会，选举张謇为总理，钱新之为协理，确定了“发行独立、准备公开”、“对政府旧欠进行清理，拒绝一切军政借款”、“营业上着重汇兑等商业服务”的经营新方针。同时，该行还对人事做出重大调整安排，对北京政府采取若即若离的疏远态度，力图保持独立发展。1925年北京政府交通部以60万元交行股票作抵分别向金城、盐业、大陆、中国实业四家银行贷款30万元，3个月后因交通部无力归还借款，60万元交行股票因此转为商股，从而加快了交通银行的商办化进程，1925年官股占全部股份的比重只剩下十分之一。中、交两行商办化倾向尚如此明显，一般商业银行就更不待言。
客观地说，政府借款和中交两行拆息的高利率也在实际上刺激了银行的设立和投机行为。1918——1921年是政府公债发行最多的年份，也是银行成立数记录最高的年份，银行业纷纷趋利于政府公债，出现公债发行与银行数量同步增长的趋势，但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政府更替，纸币失信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中国银行业开始考虑其长远发展前途。这一时期，北京和上海的银行先后成立了自己的组织——银行业公会，以之体现和向社会宣布自己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组成部份的金融资产阶级的独立发展的意志和要求。1919年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宣布“政府对于财政计划设无根本之改革，则银行界对于中央或各省借款凡流用于不生产事业者概不再行投资”，而只承担确为生产事业借款。北京银行业公会还大胆标榜自己负有监督北京政府发行公债及制定金融政策的职责和作用。总的来说，甲午战后30年间，由于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因缺乏对金融的控制力，银行业基本上不隶属于国家财政，彼此相对独立。加之民主意识兴起、资本主义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以及银行业的实力增强，也为金融资产阶级表达自己的阶级意志提供了思想氛围和经济基础。这种“独立化”倾向既是他们在经济和*上日趋成熟的标志，也是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个有利契机。
五、与外资银行“争利权”
在外资银行的示范效应和高额利润的启示和诱发下，“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防止利溢于外是中国自办银行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本国银行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争利权”这种指导思想比起闭关锁国、盲目排外是一大进步，表明中国开始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从“耻于言利”到敢于“争利”是中国推进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必经之路，中国近代银行业就是在“争利”的过程中奋起直追，不断发展的。
通过以上对甲午战后30年间中国近代银行业中出现的近代化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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