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转型相联系的是有关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近几年有数篇论文问世，其中朱英就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问题作了探索。朱英认为，市民社会指的是民间力量。在西方一些源生型现代化的国家中，市民社会更多地是发挥制衡国家的功能，与国家的对抗性也比较明显；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的市民社会，虽也具有制衡国家的功能，但相对而言这方面的功能并不占主导地位，其更突出的作用是与国家的互补性，弥补国家在某些方面功能的欠缺和不足。从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况看，在工业化启动阶段市民社会尚未萌发时，仅限于片面畸形地发展军事工业；而在市民社会的雏形初始形成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营工业则获得了两次发展高潮而成为工业化的主导，同时还出现了振兴实业的热潮。这种情况，与马克思所说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成长与资本主义经济发育成熟相同步也是十分吻合的，它说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同样也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即如通过对商会这一近代中国的典型市民社会团体的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市民社会自身为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且说明了国家制定的许多经济改革措施及政策，也只有通过市民社会的经济团体发挥桥梁联络作用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实施。由此表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雏形萌生之后，已成为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注：朱英：《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效》，《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有的学者强调完善和规范近代化理论，并以戊戌变法为例，点明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扩大研究视野的重要性。李喜所指出，就近些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讲，最重要的是系统、完善并规范近代化理论，或曰现代化理论。如果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看作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那么近代化史观必须解决社会转型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社会转型包括*、经济、思想、文化、学术、行为规范、风俗道德等许多方面，也涉及发展、改革、革命、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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