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延请和护送传教士的教民，乾隆帝认为，这些人“如果安分习教，尚在可原，何得招致西洋人往来内地，私传经教？” 因此，他谕令：“所有接引传教之人，亦应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以示惩儆。”

对于因祖父相传，持戒奉教，与洋人无关的普通教民，乾隆帝认为自应严密访拿，照例查办。但是，这些人俱系世相传习，与接请洋人，引人入教者不同，不必押送来京。上谕虽有此言，但各地的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许多普通教民也受到了严惩。例如陕甘总督福康安奏言：刘志唐等6犯“虽讯无与西洋人认识往来，应未收到番钱，但既有教名，即系受其名号，自应从重办理。请将该犯等均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28]

对于失察官员，清政府的惩治也很严厉。首当其冲的便是广东官员。乾隆帝认为，此案皆由西洋人赴广东贸易，与内地民人勾结，以致潜往各省。广东官员何以竟如聋聩，毫无觉察？因此他宣布，广东官员自有应得处分，并强调：“倘嗣后仍有西洋人潜出滋事者，一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即当重治其罪，不能复邀宽典也。”[29]

对于其他各省的官员，乾隆帝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难以理解，天主教在雍正年间即被严禁，不许内地人传习。而一些传教士初则为内地人勾引至广东，继则纷纷潜至各省，居住传教，时越20余年，地则连及数省，各地方官何以毫无觉察？西洋人面貌语言与内地人迥然不同，又行踪诡秘，止与教内人往来，地方上有此形迹可疑之人，自当访察严拿，何至如此疏忽？他令各省官员认真查缉，以此赎罪，并严厉警告：“如各省经此次查办之后，复有勾引西洋人及私自传习邪教之案，则是该督抚查办不力，漫不经心，将来别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30]   许多官员都因此受罚。

嘉庆十年（1805年），德天赐案的发生，使清廷得知京城和各省均有传教活动。针对京城传教士的秘密活动，嘉庆帝决定订立章程，严加管束。他明确指出：“向来西洋堂事务俱派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而历任该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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