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后期，广州是惟一的通商口岸，也是除北京之外惟一允许西方传教士居留的地方。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京城的传教士汪达洪从乾隆帝那儿获得批准，恢复过去的惯例，由一位外国人常驻广州，负责传递京城传教士的信件。意大利传教士多罗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开始，获准在广州居住。在中文史料里，他被称作“罗马当家”。他违反*，先后私自派遣多名传教士由广州进入内地秘密传教。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朝大教案爆发后，他被逮捕，押解到北京。据他自己供认：“管理书信以来，派往各省传教共有9人。”[39] 清政府审讯被捕的教士教民后得知，四十九年初，多罗“曾派西洋人10名往直隶、山东各省传教”。四十九年四月初旬，又派4名传教士潜往陕西传教，“令蔡伯多禄送至湖南湘潭暂住，另酌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40] 由此可见，广州是传教士的一个重要集散地。传教士来华之后，进入广州，住在“罗马当家”处。然后由“罗马当家”安排，在中国教徒的护送下，潜往各地传教。
广州境内的传教活动也相当活跃。据乾隆五十年（1785年）广东督抚的奏折记载，大教案中在广东被捕的中国神父就有顾士效和艾球三。顾士效自幼随祖父学习天主教，后赴澳门虔心奉教，被任命为神父。三十六年（1771年）回到广州传教，家中藏有经书、画像、十字架等物。艾球三由西洋人授为神父，在广东秘密传教。此外，广东还有许多热心传教的普通教民。如“乐昌县民刘志名，教名思德望，不但自己吃斋念经，并招引潘连弟、张万从、张万德到伊家一同学习。复将经卷斋单交给抄录，希冀广传徒众。又有南海县民潘声珑，教名福爵，张沛宗，教名达爵，均系自幼随父习教，家有图像、经卷，虔心奉教，素为同教中推服。又南海番禺、顺德、香山、高要、乐昌、海阳、潮阳、惠来、普宁、新兴各县并福建、安徽等省寄居粤东有入教之吴瑜珍等82犯，均系祖父习教，或藏有遗存经卷画像，或止口传经语，依期持斋念诵。”[41]
陕西远离通商口岸，传教活动却令清廷大为震惊。据《清实录》记载，西安天主堂自饬禁后，旧存房屋由中国教民杜兴智居住，其中5间由教民刘义长赁居，房内供有十字架。山西教民秦禄往来西安，亦于此居住。四十八年（1773年），秦禄与西安教民焦振纲商议，欲请西洋人来陕念经，并托刘义长提前将房屋进行修葺。四十九年四月初旬，焦振纲与秦禄到达广东。他们与在广州的中国教徒蔡伯多禄一道，来到广州的多罗夷馆，延请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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