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还有广东乐昌县的教徒谢伯多禄，广东高要县的教徒谢禄茂。他们几个从广州沿着各地传教点潜往西安。为了不致被发现，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每到一个传教点，即由当地教徒接手再送到另一个传教点。除西安之外，陕西渭南县也是一个传教中心。大教案中，清朝在渭南县抓获了2名传教士，其中呢马方济各是意大利人，潜住陕西长达23年，是由“内地人苏神甫勾引到广，复由广至山西、陕西传教。其马喏一名，系澳门人，自幼往西洋学习经典，仍回广东，有渭南县人张多明我接到西安居住”。[42] 随后，陕西汉中府等地俱有人习教传教。
甘肃紧邻陕西，天主教的活动情况与陕西颇有关联。据清代档案记载，大教案中清朝在该省抓获了80余名习教之人。其中刘多明我系陕西临潼县人，父兄皆为教徒。他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前往广东，在澳门跟随西洋人习教多年。四十二年（1777年）回到西安，开始在甘州、凉州、兰州一带传教。
山西是教案要犯秦禄的故乡。据陕西被捕教民供认，乾隆后期山西洪洞县、潞安府、大同府等地俱有习教之华人及传教之洋人。大教案中，山西当局抓获了西洋人安多呢，审讯后供认，系四十六年（1781年）由京赴晋，在范天保家居住传教。此外，山西还查处了近百名中国教徒。这些人“持斋念经，刊刻一定日期，名为‘瞻礼单’，向系会首李时泰等六犯汇总分散”。[43]
山东在大教案中抓获2名传教士和多名中国教徒，他们是“西洋人吧地哩哑度、格雷西洋诺，及接引之李松、邵珩，妄称神甫之朱行义即朱里官，辗转窝留之任文臬、张泰、胡恒、韩三等”。[44] 据李松供认，他素奉天主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同山东人李刚义前往澳门，引西洋人梅神甫到山东，在直隶威县等处传教。据张泰供认，他曾留西洋人吧地哩哑度在家中居住。同时来山东的还有西洋人格雷西洋诺，是临清人邵珩从广东接来的。他们辗转居住在山东武城县、平阴县、东平县等的教民家中。
四川在大教案中抓获了3名传教士和多名中国教徒。据中国教徒供认，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就有西洋人费布仁来川传教，后被逐回西洋。留他住宿的中国教徒李安德也受到枷杖的处罚。但李安德毫无悔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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