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艘入寇记》：“及讲和次日（按为八日），夷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于是三元里民愤起，倡议叛变，号召众乡，勇壮云集，四面设伏，截其归路。夷兵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魁曰伯麦，曰霞毕。……而三山村亦击杀夷兵百余。……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应，复被重围，乡民佥聚愈众，至数万。”这里讲了初八至十一日的事，大体是三元里之役全程。“号召众乡”的是“里民”，究竟是谁？三元里人，见诸记载的只今人调查材料中的菜农韦绍光，但卞哲同志不相信今人调查，怀疑韦绍光其人其事的存在。何玉成是三元里北边肖岗人，他来“号召”当然有可能，而文献不载其事。

《中西记事》引王廷兰致曾望颜的信，王廷兰当时做臬司，是广州围城中的主战派。信中说：“初十日，贼退出四方炮台，将取路泥城，三元里众因其*掠，愤极鸣锣，一时揭竿而起，联络一百零三乡”，这里讲一百零三乡，但未讲会盟之事。

道光因广州战事“所闻与所奏迥异”，叫江苏巡抚梁章巨密查，梁章巨奏道：“此次广州省城幸保无虞者，实借乡民之力。乡民熟睹官兵之不可恃，激于义愤，竭力抵御，一呼四起，遂令英夷胆落魂飞，骤解围困。风闻广城岌岌之时，各官日日议和，城乡远近百姓，受害已深，几至民变。”这简直是一发炮弹，直触道光之所忌所惧，如果是地主阶级组织和领导的，他为什么不加一个“绅”字呢？

照理讲，如有地主阶级组织领导，当为绅士增光，不应略而不记。可是同治年间修番禺、南海县志，却更加强调是乡民打仗。修这些县志时还加了档册、采访材料的依据，说明当时绅士并未翻案。番禺志载：“议款之明日，夷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三元里民愤起，四面设伏，截其归路。……乡民愈聚愈众，至数万。”注据《夷艘寇海记》即前引《夷艘入寇记》，但删去“号召众乡”的记载。为什么要删呢？南海志也讲的是“村农愤甚”，“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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