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昕安排那拉氏与同治先行到京，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动地位。在热河，小皇帝掌握在“顾命”八大臣手中，奕昕如轻举妄动，一道圣旨诏示天下，他便成了逆臣贼子，罪名再也难以洗刷。肃顺等八大臣还可以自行废立，因为他们有咸丰的顾命遗诏，找个合适的借口废同治另立他人，并非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地方。到那时奕昕连“勤王”“清君侧”的牌子也挂不正，因为他没有受“顾命”的委托，反抗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造反。但假如那拉氏与同治先入北京，他便能立即反客为主，以“天子”的名义宣布肃顺等八大臣为逆臣，然后把摄政大权抓在手里，而这时的八大臣手中“宝物”已失，别无所恃，只能束手待擒。
八月七日奕昕离开热河，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便上书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并要求在“赞襄政务八大臣之外请更派亲王一二人辅政”。（“热河密札”第一札，《近代史资料》总36期。）“垂帘听政”在清朝是没有先例的。一个小小的言官董元醇，居然敢在“顾命”八大臣的眼皮底下，不仅奏请太后垂帘听政，而且请奕昕出来与八大臣分庭抗礼，真可谓是胆大包天。这当然是由那拉氏所授意。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奕昕在八月一日与那拉氏密谈时已经商定待回京时再动手，那么那拉氏为什么要这样轻率的向“顾命”八大臣寻衅呢？她不知道这种鲁莽的挑战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吗？从各方面去分析，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此时的那拉氏还只是几十年后那个阴险毒辣、贪婪专横的“老佛爷”的雏形。她毕竟只有二十六岁，虽精于宫闱之中姑嫂斗技的小权术，但*斗争的经验是浅薄的。无论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斗争策略方面，都需要奕昕的指导。她自恃为同治的母亲，又有恭亲王为其后盾，同时又怕肃顺等人会在回京之前这相当一段时间内做出一些不利于己的事情，便迫不及待的授意董元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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