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臣的反应当然是强烈的。董元醇的上奏报给那拉氏后便留住不再发下。十一日，郑亲王端华就叫八大臣之一军机大臣太常寺少卿焦佑瀛“拟旨痛驳”，言“国朝圣圣相承，从无母后听政之例。大行皇帝……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自有深意。现在凡降旨批折，一切由该王大臣拟进，经朕亲用图章、钤印，此中外所共知。该御史请再派亲王一二人，是诚何心。以上两事皆关系甚巨，非臣下所得妄议，……。”送上之后，两件都扣住不发。“耳君（指郑亲王端华）怒形于色，上去见面约二刻许下来闻见面语颇负气，仍未发下……（“热河密札”第四札，《近代史资料》总36期。）。到了第二天发下了一些奏折，还是没有那两件，八大臣便“决意搁车”（停止办公），直到中午，那拉氏无可奈何，只好“将摺及拟旨发下照抄”，八大臣等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热河密札”第四札，《近代史资料》总36期。）这一个回合以那拉氏的失败而告终，但她对于“顾命”八大臣衔恨也愈深了。

八月十四日，掌握京津一带兵权的胜保来到热河。胜保本是一京官，咸丰十年（一八六○年）被命“议谏京兵”，从此取得了京畿一带的兵权。当时，在黄河以北的清军主要是两支，一支是蒙古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大体分布在山东、河南一带；二就是胜保的军队，多半驻于京津之间。僧格林沁虽有军权，但因其一不是满人，不敢贸然介入清宫廷*的旋涡；二则他的军队都在忙于“围剿”捻军，也无法腾出人手。所以，能够左右政变的只有胜保这支军队。

胜保对于两派的态度，在起初是模棱的，以致两派对他都有戒心，而奕昕、那拉氏等“垂帘派”对其戒心尤重，因为他是咸丰亲自提拔起来的。但在咸丰死后，惯于看风驶舵的胜保渐渐开始把重心移到“垂帘派”的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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