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罢不能”的结果，只好求助于“事先预防，早图挽救”一途。广州新军起义后，清廷“上谕”指出：“近来人心浮动，各处会党丑类繁多，往往混入军营，暗中勾引，借端煽惑，广东如是，他省恐亦不免，亟宜先事预防，早图挽救，（《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四）但是，由于清政府编练新军的反动宗旨与编练新军本身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所以，清政府所采取的防范新军向革命转化的措施，并不能逆转历史潮流。例如，1908年春，陆军部增发兵丁品格事宜，要求各省在募兵时，必须“注重于身体强壮，志趣纯正”。而各省督抚，也一再强调要严格选择，如安徽，在熊成基安庆起义，即厉行清洗，凡“言论放恣，志趣不正者，即行从严淘汰，不使留遗谬种滥厕行间。”对于营官也“均一再慎选，务求学术优胜，智虑忠纯者，分别任用”（引自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陆军部档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六日朱家宝奏）。但结果是，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安庆新军便已“运动成熟，急谋响应”（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七册《安徽光复》）。再如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夔龙等人，为了防范革命党人，认为“非广设侦探，无以探实匪踪；非预备精兵，无以速平匪乱”，决定“江南新练陆军及旧有之巡防队划分地段，严定章程，责令认真查缉”（引自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军机处录副档）。但是，防范的结果，不是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被遏制、被扑灭，而是新军第九镇向革命转化。杨啸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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