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6年，端方在密奏“逆党”活动时指出：“其设计最毒者，则专煽动军营中人，且以其党人投入军队，其第一策则欲鼓动兵变；其第二策则欲揭竿倡乱之时，官军反为彼用，否亦弃甲执冰不与为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219页）而1910年1月广州新军起义事件发生后，两广总督袁树勋在奏摺中称：“综此次各兵所供投身会党，冀图乘间起事，并夺械戕官，昌言革命，几无异词。尤以黄洪昆一犯所供为最详尽，且亲笔书写，神色不变。并据供称新军为革命党出力，非为国家，其散布票纸有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四言句，且伪立天运年号。该党军制亦有统领、标统各名目；其运动所至，以各省军界最多，利其器械多而操练熟。……新军与逆党勾结，皖省酿变于前，今粤又煽乱于后，且主动者多由该军各级官长。一经获案，亦昌言不讳。其病根误听自由独立之学说，而外来之诱胁遂以乘之。腹心可忧，燎原亦可虑，应请传旨练兵各省分，严加选练，力杜□邪，为思患预防之计。……”（引自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14－215页，参阅《宣统政纪》第29卷第五页）
尽管清朝统治者对于革命党人运动新军的策略、目的以及由此造成的危险有着相当深切的了解，但是，他们在阶级斗争激化、革命活动勃兴的形势下，却始终是处于“欲防无计”、“欲罢不能”的困境中。
所谓“欲罢不能”，就是他们虽已觉察到新军在革命党人的运动之下，日趋革命，但是，面对着汹涌而来的革命浪潮，他们又不甘坐以待毙，也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但旧有的制兵防营实在“腐败特甚”，所以，不得不求助于编练新军。例如，端方虽然已经觉察到革命党人运动新军给清王朝统治带来的威胁，然而，他又担心兵单地广，防务空虚，有顾此失彼之虞，因而强调指出：“惩前毖后，窃以为增练新军之议，益不可缓。”（引自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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