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进会原来偏重于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认为，“想推翻清朝政权，必先联络各处军队的力量，组织各党各派的团结。因为军队分子多数是各党各派的分子，故欲从军队入手，又必须从各党各派入手”。（参阅《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17页）后来，他们又感到会党“难于约束”，“屡次联络会党起事，都没有得到结果，所以，共进会的革命运动遂转向新军。”（《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13—114页）湖北共进会的工作，进行得尤为深入，成绩也特别突出。据熊秉坤回忆：“适刘公、孙武归自日本，用‘共进会’名义联络军界同志，由查光佛、邓玉麟等在标、营进行活动，以蛇山‘蕲春学社’作为革命秘密机关。步兵第二十九标、第三十标、第三十一标，马队第八标，炮队第八标，工程队第八营，辎重、工程队等，均有士兵加入。”（《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22页）为着便于开展革命工作，他们还把新军中的共进会会员，严密地组织起来，如工程第八营的共进会会员，“编二十名同志为一支队，三支队为一正队，四正队为一大队。”大队中还分设参谋、副官、书记以及交通员、密探等职。为着“以防泄漏，波动全面”起见，他们还规定，在发展会员时，“需得两同志介绍，由各队队代表直接负责，决不令他人知晓，各司其事，分途进行”。（同上书第28—29页）。

贵州革命团体自治学社，“为积极筹备革命工作，决定以运动新军为第一要务”。他们采取里外配合的方式，一方面，推荐黄泽霖为新军标统袁义保的书记官，配合队官赵德全、书记官兰鑫、司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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