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后来，虽曾一度破格批准队官潘康时入社，“是后官佐入社者间亦有之，惟迄首义日止，其数无多，且止于队官以下。”（《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0页）湖南共进会在新军中发展的成员，“除了刘文锦、吴任之外，没有一个官长，虽然有几个官长在日本留学时也曾入过党，但恐人一做官思想便不免动摇，所以索性不给他们知道。”（《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5页）。
2、采取“引进来、挤出去”的办法，自上而下地改组新军的领导机构，把革命党人“引进来”，担任新军各级领导职务，把对抗革命的顽固分子“挤出去”，达到控制新军领导权的目的。云南、陕西是这类的典型。在云南，蔡锷经李根源和罗佩金的推荐，受到李经义的器重，担任了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统领。蔡锷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李经义器重蔡锷，因而也十分重视和喜爱日本士官生。蔡锷便趁接任三十七协统领的机会，向李经义建议调整十九镇的人事，大批推荐士官学生。“营长以上的主要干部都换成了具有推翻清朝的思想的革命人物，后来，‘九九’反正之所以非常顺利的成功，实和这次人事安排分不开的。”（《辛亥云南反正亲历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册）陕西新军界，原来久为王毓江所盘踞。王系陕西巡抚恩寿的私人，借编练新军之名，假公济私，为恩寿中饱私囊，同时又“通鬻缺之关节”，以致贿赂公行，军、官两界，败坏达到极点。彭仲详等人向资政院揭发王、恩的罪状，迫使当局“撤王督练公所总办差，并撤其党统领、管带、队官十数人。继之者为毛参议致堂、徐梅生总办，一意与陕人联络。”不少陕西人担任了各级军官，“由是陕人于军界乃大占势力。钱定三、张仲仁、张聚亭等，始于军界大事运动，而陕西革命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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