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采取“入虎穴、取虎子”的办法，“投笔从戎”，入营当兵，深入到新军士兵中进行宣传鼓吹工作。如湖北革命党人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湖北革命知之录》第5页）早在1903年，刘敬庵就投入马队营当兵，1904年，张难先等也投入工程营当兵，“日说士兵”，“常于饭后集操场，讲有关系之故事以激励之。”（《湖北革命知之录》第55页）振武学社社长杨王鹏，在湖南时，便投五十标当兵，以“种族大义，灌输同曹”，被革除后，又奔武昌，投四十一标三营当兵，继续从事运动新军的工作。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王宪章、刘尧□，都曾亲身投入新军当兵，他们“专争取同伍的人，埋头苦干，意欲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长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而拔赵易汉，所谓‘招营主义’。”（《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9页）再如广州新军起义的领导人倪映典，因“目睹时艰，即慨然以天下事为己任”，弃医从戎。在南京新*役时，“吞灭胡虏之念，时流露于辞色间”；到皖，任骑兵营管带，因与熊成基策划革命，事泄，走广东，再投广东新军，常在士兵中，“演说复仇主义，声泪与俱，同袍将士，多为感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01－202页）在江西，情况也如此，“一九○六年，江西组织新军，同盟会派了不少会员投入新军，因而辛亥革命时，江西的新军，几乎全操在革命党人的手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329页）。
由于各省的具体情况不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争取新军向革命转化的过程中，采取的方法、方式也各异。归纳起来，基本上可以分为下列四类：
1、采取“挖墙脚”的办法，集中力量运动新军士兵，而不吸收官佐。两湖便是这类的典型。如湖北《文学社》的前身《群治学社》，在社章附则中便明确规定：“本社同志介绍新同志入社时，不得介绍官佐，以防不虞。”（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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