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之所以能够向革命转化，是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教育、争取引导分不开的。早在同盟会成立前（1904年春），湖北革命党人便把争取新军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1904年春，“刘敬庵、曹亚伯、胡瑛、张难先、吕大森、朱元成、何季达、欧阳瑞骅等皆集武昌省垣，一日在时寓谈及革命进行方略，大意以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暗杀为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军队则将官多薰心利禄，偶得一二同志，掣肘多则事不易举。三者固可并进，如主动不足以慑服众士，则群起响应，即不可期，此于革命党已往失败历历可鉴，前此花园山聚谈，早论及之。当时湖北方训练将弁，为改编新军预备，各营士兵，不识字者已大减少矣。谈者详加研究，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卷第4页）。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更注意运动新军的工作。它在陆军留学生中大量发展同盟会会员，据统计，仅在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三期的士官生中，就发展了同盟会会员“不下百余人”。为了便于陆军留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回国后运动新军，“掌握兵权”，同盟会领导人黄克强还“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183—184页）
光复会自成立后，也注重运动新军的工作。该会领导人秋瑾，亲自做争取新军的工作。“一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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