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由于河工修防工程的复杂性、准确审核的困难性、河道漫决发生的随机性等因素，给治河官员的贪冒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因而河工就成为官场肥缺，得之不易。康熙帝曾问河道总督赵世显：“河工乃极险之处，看守亦难，今具呈愿往河工效力之人甚多，伊等若无所利，何故踊跃前往？”（《清圣祖实录》卷271）其实 ，这是康熙帝明知故问，但又不好意思当面揭破河工这一美差之“肥”的玄机罢了。乾隆帝亦曾大发感慨：“今之外省官员公然贪黩者实少，惟尚有工程一途耳”，“外省工程无不浮冒，而河工为尤甚”（《清高宗实录》卷211、236）。

　　有清一代，在康熙、雍正时，由于河工经费较少，因而没有发生河臣大贪、巨贪事件。但到了乾隆初年，河臣的贪冒就很严重了。乾隆十八年（1753年）发生南河河员亏帑误工一案。是年九月，黄河在江南铜山县冲决，黄水掣动大溜，南入洪泽湖，以致高邮县二闸被冲。乾隆帝认为当地官员在修防过程中“显有情弊”，于是派遣策楞、刘统勋前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外河同知陈克浚挪用河银二万五千余两、海防同知王德宣挪用一万八千余两，而核减未完、办料未交之银共计十余万两（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六）。不久，平日侵贪河工银、贻误河工的铜沛厅同知李惇、河营守备张宾等人得悉朝廷派人清查的消息，自知获罪必重，遂于水涨之时消极怠工，任由决口增至一百四十余丈。这使乾隆帝深为震怒，下了一道严旨：李惇、张宾即刻正法于工地，同时将主持南河事务的高斌、张师载缚赴该地，令其目睹行刑后再行释放。按理，经过此番整顿，河工的风气应当大为好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又有河臣孙廷钺、舒超等人合伙侵贪河银一案发生。而到了乾隆中期尤其是和珅擅权后，“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七，《徐端》），河工就彻头彻尾地成了清代*腐败的渊薮。乾隆晚年，河臣贪贿已是广为人知，只不过因为官官相护，中外臣工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江南人汤乾学等赴京控告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以来南北两河频繁漫决的情形以及河员中存在的疏防成性、以黄河有事为利等弊端，并列举了江南河工十病与河南河工三病。没想到的是，往日优容与精明的乾隆帝在处理中，一味偏信调查官之言，认为汤乾学所奏各款“俱系空言”，无一可采，还就此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