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主宰一切，臣民绝对忠顺，生杀予夺，操于一人之手，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幕幕悲剧。“预备立宪”冲破了这种古老的风格，要求三权分立，责任内阁，不能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其次，“预备立宪”给资产阶级，特别是立宪派的活动提供了历史的舞台，使其得以鼓吹游说，充分表演的机会，使其有可能堂堂正正地走上讲台，指责清政府，提出自己的主张，号召广大群众。立宪始倡，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汤化龙在湖北组织了宪政预备会，杨度在湖南组织了宪政公会，广东还出现了自治会，这些组织在君主立宪的合法旗帜下，进行了积极活动。一九○九年各省谘议局成立，一年后，资政院开议，很大一部分立宪分子参入其中，立宪活动发展到了高峰。一九一○年出现的三次请愿活动以及其后的东三省人民请愿，也都是在谘议局议员的发动和领导下进行的。所有这些，如果脱离了当时“预备立宪”所造成的客观环境，是行不通的。“皇族内阁”成立后，由奉天谘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等领衔，包括十九省的议长、议员联名上书，指出“皇族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失臣民立宪之希望。其后，资政院又联合上书，要求“取消内阁暂行章程，实行完全内阁制度，不以亲贵充当国务大臣”。这就同革命派一起，对清政府造成内外夹攻之势，使其处境更为艰难，吴玉章同志在《论辛亥革命》一文中，在论述各省谘议局成立的双重作用时谈到，谘议局的成立，除了具有消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加强它的妥协性的作用外，还“具有提高民主主义觉悟的作用”，这样的评价，不仅对谘议局的成立是确切的，对整个立宪活动，也是中肯的。

　　再次，“预备立宪”，为最后推翻清王朝准备了条件。武昌起义，各省独立。天下传檄而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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