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清末的“预备立宪”，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量变、渐进的性质，在客观上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统治者欲借立宪以求自强，却又抵制不了立宪本身带来的冲击；立宪派想乘立宪而排革命，却又不自觉地作了革命的工具；革命派忌恨立宪派，但武昌起义后，却把主人的席位让给了立宪派，以至袁世凯窃国成功，演出了新的历史悲剧。社会现象是纷纭复杂的，“预备立宪”的意义应当根据历史的进程来衡量，而不应该根据对革命派的态度如何来加以抹杀。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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