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于金石学最重考史补史。此亦钱氏史学实证精神之一端。乾隆三十五年(1770)，京师琉璃厂窑产掘土发现一座古墓，墓主骨骸犹存，墓有石碑埋地下，书墓主墓志。钱大昕闻讯立即赶去，拟拓下碑文。不料此时距发现时已十天，墓主骨骸已移葬，碑亦掩埋。钱大昕极为怅憾：“世竟无拓本，惜哉!”所幸主事者已将碑文抄录，钱大昕得以借回审读，此碑所记墓主为辽蓟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内贞，“子姓皆通显，而姓氏不载正史”。钱大昕特为撰写《记琉璃厂李公墓志》并以碑考史，证明碑文所述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祖尊号，皆与史合。又据之补《辽史》所缺。特别是碑文记墓主“…薨于卢龙坊私第，年十八，以当年八月八日葬于京都燕下乡海王村”。钱大昕据此指出“辽南京城因藩镇之旧，唐时闵忠寺在城内东南隅，今之琉璃厂在辽为城东燕下乡，正可互证。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当知也”[29]。钱氏所述辽南京京城地望，以及唐闵忠寺及清琉璃厂位置，正在今北京市宣武区所辖地域之内。今人赵其昌考证，燕下乡，即唐代之燕夏乡，其地在当时东城墙迤东至今广渠门一带，海王村则为燕下乡所属村落，其区域在今琉璃厂到东单御河桥之间。钱大昕记琉璃厂李公墓志一事，仅是钱氏金石考史补史之一例，而其对历史文化遗存之珍爱，则为宣南留下一段佳话，可资启迪者多矣．

乾隆三十二年（1767），，钱大昕夫人王舜英去世，钱于是年告病还乡。两年后，钱大昕回到北京。补原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入值上书房，迁詹事府少詹事。随后干三十九年(1774)派充河南乡试正考官，再次出都，旋任广东学政。四十年，钱父卒，返里守制。服阙，又丁母忧。从此告病不再复出。在此期间，钱大昕曾先后出任南京钟山书院、松江娄东书院院长。乾隆五十四年(1789)，在阔别三十七年之后，钱大昕回到受业之地苏州紫阳书院任院长。从钟山到紫阳，执掌杏坛长达三十余年，作育英才，树人百年。“三吴士人骏驶向化，并有他省好学之儒不远千里载贽执经者，为向来未有之盛事”[30]。当时，受业于钱大昕门下者，不下二千人，都是秉实事求是精神精研实学者。其中有不少卓越学者，如此前典试外省时之门生邵晋涵、李文藻，又如书院学生李锐、夏文焘、朱骏声、孙星衍、钮树玉、潘世恩等，或于史学，或于金石、版本，或于舆地、天算、音韵等均有突出建树，是清代乾嘉学派中之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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