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土尔扈特迁到伏尔加河下游不久，就几次想重返祖国故土，只是由于路途遥远，旅程艰难而未能付诸行动[20]。但他们却依然与卫拉特各部及清朝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断派人回国，探望亲人，“奉表入贡”，并到青海、西藏“熬茶礼佛”。1714年土尔扈特还举部盛情接待来自祖国的亲人——图理琛一行，所有这一切在土尔扈特人民记忆中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把东方的祖邦视为理想之地。每当在异邦身处逆境时，便自然而然产生重返祖邦的思想。据沙俄档案记载：阿玉奇汗曾“两次蓄意出走而去中国”，而“敦罗卜旺布和敦罗布喇什也有此意图”[21]。而这对渥巴锡来说，由于沙俄控制空前加强而造成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其东返祖邦的思想不能不变得更加迫切与渴望。尤其当他接到沙俄政府要他交出一个儿子和300个贵族子弟作为人质的命令时，新仇旧恨[22]使他再也无法忍受沙俄政府的“征兵求质之烦”[23]。所有这一切终于使渥巴锡作出了历史性的抉择：武装反抗，东返祖邦，以求生存！
渥巴锡至迟在1767年初已开始酝酿东返的大胆计划[24]。正如渥巴锡自述：“自古以来，土尔扈特人没有像今天这样负担过如此沉重的捐税，所有的人为此感到动荡不安，这就是为什么不愿再受俄国的统治，而希望看到自己的遵守共同法规的同胞和自己原来的故乡”[25]。
制定周密的东返计划，是实现武装起义、重返祖邦的首要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战胜内部敌人的告密与避开沙俄当局的严密监视。年轻的渥巴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不仅战胜了内奸的多次告密，而且运用巧妙的手段，麻痹住沙俄当局，顺利地完成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以土尔扈特为主体的卫拉特蒙古王公贵族（包括和硕特、杜尔伯特一些家族），在沙俄控制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其内部早已发生了分化。如前所述，以敦杜克夫家族为代表的极少数封建王公，已完全东正教化，俯首听命于沙俄政府的指挥；还有一部分王公贵族，他们或者不是渥巴锡家庭的嫡系、亲信，或者是在争夺汗权的斗争中与渥巴锡家庭发生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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