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因而他们支持沙俄政府所采取的限制渥巴锡权力的措施，和硕特部的扎木杨就是这部分王公贵族的一个突出代表[26]。因此，当东返计划一开始酝酿，扎木杨即屡次写信给沙俄阿斯特拉罕省长别克托夫，密告渥巴锡“已决定尽快渡过伏尔加河去中国”[27]。然而，扎木杨与渥巴锡的矛盾早已为人所共知，因此这一切并未引起沙俄最高当局的注意。尽管别克托夫狡诈多谋，疑心重重，可是由于他此时已被解除主管土尔扈特部的职务而不能直接过问。而当时主管土尔扈特部事务的基申斯科夫又是一个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的军人，与别克托夫一向不和，根本不相信别克托夫所得到的情报，认为是故意夸大事态，制造混乱。基申斯科夫更不相信渥巴锡敢于组织全部族东返，他曾用轻蔑的口吻对渥巴锡说：“你必须明白，你只是一头用链子拴着的熊，赶你到哪里就到哪里，而不能想到哪里就到哪里。”[28]
基申斯科夫骄横的态度，以及他与别克托夫的矛盾，恰好为聪明的年轻首领渥巴锡所利用。渥巴锡一方面与基申斯科夫周旋，同时又极力向沙俄政府诉说，尽人皆知，他和扎木杨不和，所以扎木杨如此中伤他[29]。另一方面，渥巴锡于1768年至1769年，应沙俄政府之命，亲率2万士兵奔赴高加索，“参加与土耳其的战争”[30]，借以麻痹沙俄当局。正由于渥巴锡运用了一些巧妙计谋，致使沙皇政府于1770年8月3日的诏令中作出“对他们（指土尔扈特人——引者）所持的一切猜疑都要归罪于扎木杨领主玩弄权术[31]”的结论。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击败扎木杨的破坏，使渥巴锡为组织起义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如果说制定周密的计划，挫败内奸的破坏是实现起义、东返祖邦的首要任务，那么，组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则是完成东返计划的必要前提，渥巴锡团结了一批土尔扈特贵族，策伯克多尔济、舍楞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成为在筹划、组织武装起义进程中，仅次于渥巴锡的重要领导人。
策伯克多尔济出身于土尔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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