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土尔扈特蒙古部众经过长余跋涉、残酷斗争，损失惨重，处境艰难。来自察林河畔清军的现场记述：“其投来者内，皆为老弱孤独，妇女幼儿甚众，摇晃行走而来。至其游牧处观之，则饥馑疲惫者甚多。……看来已是甚为窘迫”[49]。而“策伯克多尔济所率近百人，马驼混骑，驼上亦有双人骑者，马驼膘疲，多露疲惫不堪之貌”[50]。乾隆在读过这些报告后，尚且发出“惟此七万余众，冻馁瘠之形，时悬于目而恻于心”的感叹[51]。作为土尔扈特蒙古首领的渥巴锡，对自己的同胞、自己的部众、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所处的困境，当然更有切肤之痛。因此，怎样尽快让归国部众摆脱困境，渡过难关，早日安顿游牧，重建生活，是急切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其次，如何消除清政府的疑虑，是渥巴锡面临的又一难题。从土尔扈特蒙古的首领与部众方面言，由于长期身居异国，备受“俄国民族压迫政策的欺凌，加之，百余年来土尔扈特向清政府进贡请安，输诚已久”[52]。对祖邦故土充满着深厚情意，视之为理想之邦。渥巴锡说得很明白：“自古以来，土尔扈特人没有像今天这样负担过如此沉重的捐税，所有的人为此感到动荡不安，这就是为什么不愿再受俄国的统治，而希望看到自己的遵守共同法规的人和自己原来的故乡，才迁出俄国来放牧”[53]。此时此刻，他们将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于清政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在情理之中。
从清政府方面言，情况则复杂很多。一方面清政府得悉土尔扈特回归消息后，在如何对待土尔扈特回归这一问题上廷臣们虽有争议，但乾隆在综合分析了舒赫德上奏的大量材料后，对土尔扈特蒙古东返的原因与真实意图作出了判断。他认为，土尔扈特之所以离开生活了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是因为“俄国征调师旅不息，近且征其子（指渥巴锡之子——引者）入质，而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合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54]。乾隆从当时土尔扈特的实际处境来看，他认为“彼即背弃俄罗斯，岂敢与我为难，”因而他指出：“其归顺之事十有八、九，诡计之伏十之一耳”[55]。所以他指示群臣不必多加疑虑。关于如何对待舍楞等人，在乾隆思想中也有个变化过程。最初，他判断舍楞等人获罪不敢回来。当确知归来人中有舍楞等后，乾隆提出：“若舍楞、劳章札布等前来，则酌情安置伊等属众，将伊等安抚诱来”[56]。这里乾隆所说的“安抚诱来”，即是以招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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