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疫病流行。乾隆三十六年秋冬以来，天花在渥巴锡所属部众中流行，几个月时间里，出痘而伤亡者“已达三千三百九十余人”[98]。在这场天灾肆虐中，渥巴锡的个人生活也遭到巨大的不幸，他的妻子、儿子、母亲以及幼子相继在乾隆三十六年一月十日、十一月五日和十二月下旬“出痘病殁”。[99]

其二，务农不善，土尔扈特回归之初，清政府在慷慨赈济同时，出于自私的*考虑，认为“倘使伊等只从事繁衍牲只并行狩猎，则其力未免逐渐强大，一旦强大，绝非好事”，因而提出：“寻其多加务农，尚裨益于事”[100]。由于土尔扈特世代放牧，不谙农务，清政府尽管大力发放种籽、资助耕畜、传授技术，仍收效甚微。加上疫病侵袭，竟达生计不敷的境地。清政府在一则报告中说：“去岁（乾隆三十七年）土尔扈特、和硕特游牧中，除土尔扈特贝勒默们图之游牧外，共余游牧所种谷物俱皆欠收。”[101]

为摆脱困境，渥巴锡多次力求移地放牧，终于获准，几经协商，渥巴锡选定了气候适宜、水草丰美的珠裕都斯草原作为新的游牧地，并派人会同清廷官员一起踏勘，认为该处“冬夏牧场，可耕之地，足够种植放牧”。[102]乾隆三十八年七、八月之交，渥巴锡率领部众分六队在“厄鲁特兰翎伊斯麻里及熟悉道路之回子噶杂那奇伯克买麻特克里木”响导下，向裕勒都斯草原移牧，至此，土尔扈特牧地基本确定，一直沿结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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