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封建大一统的万众归一欢欣之情，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将渥巴锡等是否愿意入觐承德，作为对其归国之举是否忠诚的一次考验。当时，卫拉特蒙古诸部重要首领远道来归，入觐承德已有先例。乾隆十八年（1753年）冬，杜尔伯特部三车凌（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率所属3700余户内归，清政府即于次年安排承德入觐，厚加封赏。乾隆十九年（1754年）冬，辉特部阿睦尔撒纳、杜尔伯特部纳默库、和硕特部班珠尔率所部2万余人“款关内附”，同样也安排承德入觐，厚加封赏。但次年阿睦尔撒纳策划叛乱时，就拒绝入觐承德。历史事实，乾隆记忆犹新。
就渥巴锡和土尔扈特蒙古诸首领方面言。归国之初面临诸多困难，但从当时形势全局出发，要使处于困境的数万部众得以安生，唯有指望清政府“早指良牧而居，则我之属下可获蒙受恩泽，得以生活”[84]。因此，当务之急是消除清政府的疑虑，渥巴锡在与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商议后，一致决定，将数万部众交于清朝官员照料，渥巴锡亲率领导东返斗争的主要首领：策伯克多尔济、舍楞、默们图、劳章扎布、沙喇扣肯、雅兰丕尔等12台吉和土尔扈特扎尔固成员：大喇嘛罗卜藏丹增、达什敦多克、甘珠克图、查干曼济、津巴（策伯克多尔济亦为扎尔固成员），以及所属宰桑13人，喇嘛7人，随从20人，入觐承德[85]。应该说，渥巴锡决策承德之行，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清政府的不安和疑虑，在承德封赏王公同时，乾隆对数万土尔扈特部众的赈济也是及时和慷慨的。这在乾隆所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中已有所述。需要指出的，通过承德之行渥巴锡更确切地了解到清政府众建以分其势的*意图，即所谓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断不能“共处一地，务必另择较远之所分住之，方裨益于事，”“在放盟长、协理将军时，伊等三人，朕亦个别放之。[86]”对此，渥巴锡曾表示过异议和不满，提出自己仍是统辖土尔扈特蒙古的汗。但在当时形势下，想与清政府抗衡，显然是力不能及的，加上自己的主要伙伴舍楞、策伯克多尔济在清政府的厚赏面前志得意满，对渥巴锡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舍楞在离开承德前夕说：“吾为有咎于大皇帝之人，惧罪逃离国土，投奔俄罗斯，原非与旧土尔扈特等共处，”此次“蒙皇恩殊深，均出乎意料，”而“无法报答于万一，殊为感激”[87]。策伯克多尔济自被“封其为亲王，多加赏赉后，伊尚感悦备至，毫无胸怀异心之状”[88]。渥巴锡当然不可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以便从清政府处争得更多的自主权利。渥巴锡清醒地认识到严酷的现实，放弃了对全部土尔扈特部众的统辖权，而将自己主要精力放在协助清政府安置部众，以期让自己的部众尽快地走上重建生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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